阳云老师的名字，在巴中文化圈乃至更广泛的读者心中，早已不单是一位作家或学者的称谓，而是一方水土精神脉络的勘探者与转述人。读完他的新书《巴州城记》，一种与故乡泥土、山水、城池同频共振的呼吸感扑面而来，有历史卷帙的厚重，也有一种近乎体温的热度。此书远非寻常地方史料的堆砌，亦非浮光掠影的文化速写，这是一场逆“千年时光”之流而上，徒步巴州遍野的仔细“勘探”，为一座城池重塑沉落于历史河床的骨骼、血脉与灵魂的标本。作者既是“在场”的沉浸者，又是“游离”的审视者，以严谨、扎实又朴素的文化姿态，编织出一幅经纬分明的文本锦缎，其经线是巴州悠久精微的物质形态变迁史，纬线则是一位当代知识分子炽热而清醒的文化乡愁和文学自觉。

一、根系巴州：有效激活史志里自然和人文秩序基因

初看《巴州城记》，貌似一部枯燥的“文史”，细读，你会发现其内容丰盈饱满、触手可及，犹如一座巴州人文的瞭望塔。首先，源于阳云老师并非一个冷眼的旁观者或书斋里的考据家，他是巴山之子，他的生命轨迹与巴州之呼吸吐纳深深交织。这种“交织”，超越了简单的籍贯归属，内化为一种文化基因式的生命印记。从文本的字里行间，能清晰地辨认出一种双重视角：一种是内倾的、感性的，如赤子抚摸母亲面庞般的温柔与眷恋；另一种是外拓的、理性的，如考古学家清理“历史地层”般的严谨与思辨。这种特质，在“人事巴州”“诗意巴州”等章节中体现得尤为鲜明。当写到严颜、张曙、宗泽、秦九韶、晏阳初等历史人物时，并非仅罗列其生平事迹，而是竭力将他们“还原”到巴州具体的山水格局与历史情境之中，探寻他们与这片土地发生的精神化学反应。比如，写章怀太子李贤与王望山（望王山）的传说，先梳理志书记载，辨析“仙踪”与“北望”两种说法的源流，又在《登王望山的N个感想》中实景抒发个人登临的真切体悟：“站在山上，回头望望我们居住的城市……王望山好，登山让我对自己生活能够进行远观，有一种审视。”这让历史的公共记忆与个人的生命体验无缝衔接，让山不再是客观的自然物，而是承载了千年文脉与个体反思的情感复合体。这种书写，使得历史人物不再是纸片中僵硬的符号，而是与巴州山水和城池一样，构成了可感、可居、可思的精神风景。

文本在处理“职业水工张老七”“手工业者陈皮匠”这类微小人物时，那份浸润着乡土气息的朴素情感更是喷薄而出。细腻描摹张老七水桶的青苔、桑木扁担的桐油光泽、挑水走路的节奏声响，直至自来水普及后老人的落寞。这不是单一记录一种消失的职业，而是在为一个时代的生活状态，以及人与物的亲密关系唱响挽歌。作者耳边的“嚓嚓”声，眼底里井台边的热闹光景，在笔端都带着记忆的温度与呼吸的湿度。这种来自生命根系的认同感，精准捕捉那些即将湮没的尘世声和人情味，并将之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“乡愁”意象。这样的书写，顺利地成为激活地域文化基因的种子，让沉睡在方志中的名词，重新拥有血肉和体温。

二、匠心结构：巧妙完成古今巴州宏大叙事与微观透景之空间布局

从文本结构上剖析《巴州城记》，会迅速呈现出恢宏而精巧的结构。仅从目录上看，便宛如一幅精心绘制的巴州城舆图，从“山水格局”到“城垣街井”；从“宫庙亭阁”到“寨堡关隘”；从“人事传奇”到“民风饮食”，通本逻辑缜密，层层推进。这种有意契合中国传统“先观形势，次察肌理，再品神韵”之城池营建与认知，本身就是对古巴州作为“有机生命体”的一种隐喻式解读。

作者还善于从宏大空间叙事中嵌入精妙的微观透景，形成一种极具张力的文史与文学巧妙结合的效果。例如，在《五门四楼高筑城垣护巴城》的军事防御主题下，不仅详考城垣兴废、城门建制，更在文末笔锋一转，引入个人追忆：“其1990年代，在原县邮电局背面还有一段城垣，我印象深刻，后在房屋开发中毁之，现唯有观音井处能看到一节城墙墙基，巴州城垣彻底消失。”继而发出深沉喟叹：“哪怕只能保留一段，让人们怀个古，思个远，也值得欣慰。”这个“我”的介入，瞬间将历史从遥远的公共领域拉近至个人情感环境，让历史的消逝之痛，转化为具体的生命体验之憾。这种书写，避免了“地方志”书写常易陷入的枯燥与疏离，让历史有了痛感，让读者有了惊喜，让文化有了体温。

作者的文字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一路顺流前行，从“巴城九井十八街”的叙述，到“城市生长史”“九井”“十八街”的名录考据，自然流淌至对“吼天狮子”街石、各类手工行业的生动描绘，最后落笔于对老街现状的惆怅：“古城唯文星街、小街子还顽强地保留着民国时期民居的样貌，是时光漏网的残页，为巴城生长史作注脚。”这种宏观格局与微观细节的循环往复、相互印证，形成饱满鲜活的立体感。读到此处，恍然觉得阳云老师又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摄影师，既能用广角镜头捕捉巴州城的全景风貌，又善于用特写镜头定格一块砖、一口井、一条石板路的岁月纹理，最终拼贴出一幅既气势磅礴又细节丰盈的古城全景图。

三、观点争鸣：在守护与发展之间清晰思辨现代文化自觉

《巴州城记》不是一曲简单的，沉湎于过去的田园牧歌，字里行间始终贯穿着一种清醒的、略带忧患的现代性思辨。这种思辨，在无形中形成文艺价值中极为重要的维度：不仅是记录，而是在与当下对话，并提出诘问。读完全书，发现一个鲜明的正反论点交织其中：即“对传统文化遗存价值的高度肯定”与“对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急速消亡的深切忧惧。”一方面，以大量笔墨，充满激情地论证巴州古城格局的独特性（如“四龛福城”的全国罕见）、建筑艺术的卓越性（如“盛唐彩雕第一”的定评）、民俗文化的鲜活性。引经据典，走访勘察，不遗余力地为这些“沉默的文明”呐喊正名，确立其在中华地方文化谱系中应有的地位。这种呐喊，体现了作者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守护意识。另一方面，毫不避讳地直面“消逝”与“遗忘”。城墙的彻底消失、九井的湮没无闻、众多宫庙的“仅存为纸上建筑”、老街巷在改造中面目全非……一遍遍记录这些“失去”，笔调在平静的叙述下潜藏着巨大的沉痛。批评“将错就错”的地名更改（如王望山变望王山），惋惜因建设而被毁的遗存。这些矛盾心态，正是当代所有热爱传统文化者共同的困境：我们深知过往之美好与珍贵，却在“发展”的巨轮前无能为力。阳云老师也没有给出答案，但他通过这种忠实的记录与对比，迫使读者思考：所谓城市的现代化，是否必须以“彻底抹去历史记忆”为代价？能否找到一条让“古城”与“新城”共生共荣的道路？

阳云老师之思辨和焦虑，还体现在对“传说”与“信史”的处理上。对于张飞与插旗山、白马井的关联，明确写道“士人以为桓侯遗迹，殊不足信”；对于某些历史细节的不同记载，秉持并存疑虑的谨慎态度。这种理性考据的精神，使《巴州城记》避免了地方文化书写中容易出现的牵强附会与过度浪漫化，保证了其学术底蕴和可信度。正是在这种情感眷恋与理性求真的张力中，确立了阳云老师独特而稳重的文化书写立场。

四、情感底色：朴素深沉的“文化乡愁”与精神归依

贯穿《巴州城记》始终，一种醇厚而朴素的情感底色扑面而来，可称之为“文化乡愁”。这乡愁，绝非狭隘的、排外的地域情绪，而是一种基于深刻地理认知与历史认同的精神归依。

作者的乡愁，先是依附于具体的山水形胜。他写巴河“像一条阴阳线”，写四龛山如守护神，写登高望远时“烟火万家，城郭如画”；再把乡愁凝结于那些承载集体记忆的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场景：“衙署的照壁、街巷的井台、码头的喧嚣、书院的弦歌、庙会的热闹……”如数家珍般描绘这些已逝或正在逝去的场景，其实都是试图复原一整套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情感共鸣。这种以“一笔之力”还原历史的“文化抢救”无疑是对未来巴州持续良性发展的警醒。最后，又让乡愁升华到对那些维系一地文脉的历史人物的追慕，从忠勇的严颜到流寓的张曙，从通判宗泽到晏阳初启蒙，将巴州置于国家历史与文明脉络中，寻找其精神上的“高贵血缘”。这种追寻告诉我们：一座城市的魅力，并不一定只是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，而是在于能否让生活其中的人，在惬意或疲惫的某个雨夜，能否听见“类似第一桶水破井而出的泠泠之声。”能否在某块松动的石板路上，感知到“唐代裴祎修廨宇的夯声。”

作者的文化乡愁，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里反复盘旋，从“巴州地处米仓古道要冲”这条“引佛入川”的走廊的阐述，让巴州成为佛教艺术从河西向巴蜀传播的中转站得到了有力的论证；从“九宫十八庙”实为湖广、江西、福建等移民会馆的地理考证；最后回到今天的“云上青山”“古楼山韵味”来，让读者在流动的疆域里，层叠领悟出巴州开放又包容的传统胸襟，并进入物我两忘的诗意境界。历史婉转曲折；今天的青山之云“浩渺广大，轻盈飘洒”，古楼山林海松涛“头顶是千军万马之声，是大型交响乐队的鸣奏”。这些依附历史却又脱离坚硬史料的浪漫文字，都是对故土的沉醉，对宁静而高远精神境界的向往。这类“坚硬”与“柔软”合而为一的书写，其宗旨是指向一种在现代都市喧嚣中日益稀缺的“诗意栖居”向往，而巴州的山水古城，则正是理想生活境界在现实中的一种古朴投影。

结语：为一座城，立一部心史

《巴州城记》这是一部倾注了生命热忱与文化担当的匠心之作、良心之作，深度的文化代入感、宏微交织感、清晰叙事感和清醒的现代性思辨，以及深沉的情感底色，都超越了普通地方文史资料的范畴，可谓一部为巴州古城树碑立传的“心史”。不仅是在为本地人确认“我们是谁，从何而来”，也是在向外界清晰传递“巴中何为巴中”的独特文化标识。

在城市化以千篇一律的面孔席卷神州的今天，阳云老师置身于历史的侦察、地理的勘测、文化的阐释，“浓描重写”出《巴州城记》，其实就是以“文化寻根者”的终极关怀，照亮一条回望来路、辨识自我的精神通道。同时，也告诉所有人：一切历史，最终都是人的历史；真正的故乡，不是地理标识，而是文化、记忆和情感的归宿。守护一座城，是要守护城中之人的记忆容器，守护一种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的标本。

作者简介：谯丽娟，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巴中市巴州区作家协会主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