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月荷

锣鼓骤响，高腔穿云，当乔国老摇着折扇踱步而出，当孙尚香一袭红装出现在视野，我仿佛被一股温热而磅礴的气流裹挟着，进入了巴蜀大地千年不散的烟火与诗情中。

川剧《龙凤呈祥》取材于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十四回“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”，在生旦净丑的粉墨登场间，巴蜀传统文化的根、魂、灵、性如4条奔涌的江河，交汇成一片浩瀚的文化海洋。

巴蜀文化之根，深扎于民间智慧与生活哲学。

川剧《龙凤呈祥》经由无数艺人的口传心授，将庙堂上的权谋叙事转化为市井巷陌的鲜活表达。

乔国老在史书中只有寥寥数语，但在剧中却被赋予了巴蜀老者的特质——在孙权与刘备的博弈之间，在国太的威严与女儿的婚事之间，他以近乎民间智慧的圆融，将政治婚姻转变为皆大欢喜的喜剧。

这种“化干戈为玉帛”的叙事策略，是巴蜀文化面对冲突时的姿态：不正面冲撞，而是以柔克刚，在夹缝中寻找生趣。

当乔国老用高亢的川剧高腔唱出撮合之词时，我听到的不仅是戏曲声腔，更是巴蜀先民的生存智慧——以幽默消解沉重，以机变应对困局，将权谋转化为生活的烟火气。

巴蜀文化之魂，跃动于“帮、打、唱”交织而成的声腔维度。

当帮腔人从幕后以婉转的人声托腔而起，整个剧场仿佛被一种原始的力量笼罩。这种一唱众和的形式，上承古代巴渝舞曲之遗响，下启民间薅秧歌、劳动号子之遗风，是巴蜀文化中集体性与参与感的体现。

乔国老的诙谐念白，带着浓郁的川西坝子方言韵味。俚俗生动的词汇、抑扬顿挫的语调，将高台教化拉回到世俗人间。

孙尚香出场时的圆场，水袖翻飞间，高腔与身段浑然一体，不仅是技艺的展示，更是巴蜀文化魂魄的舞动——既有蜀道之难的刚健，又有锦江春水的柔美，在刚柔相济中抵达“乐而不淫、哀而不伤”的审美境界。

这种声腔艺术，是巴蜀人民情感表达的形式，将个体的悲欢融入集体的共鸣，将瞬间的感动凝固为文化记忆。

巴蜀文化之灵，闪烁于人物塑造的破格与重生。

川剧《龙凤呈祥》令人动容之处，在于对孙尚香形象的重新书写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她不过是政治棋局中的一枚棋子，是“美人计”的载体，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的注脚。

但是。川剧版本赋予了她主体性——英武果敢的圆场动作，主动追求幸福的生命姿态，让她化作巴蜀文化里“辣妹子”的古典原型。

这种塑造绝非凭空捏造，而是深植于巴蜀文化对女性的影响。从传说中的巴寡妇清，到历史中的卓文君，再到民间故事中的众多巾帼形象，巴蜀大地从不缺乏对女性的礼赞。

孙尚香在舞台上的每一次转身、每一句唱腔，都是对封建规训的反抗，也是对巴蜀文化中自由奔放、敢爱敢恨的深情致敬。

乔国老作为喜剧人物的设计，同样体现了这种特性——他不是传统戏曲中脸谱化的丑角，而是承载着民间正义感的智者形象，在插科打诨中藏着对权力的戏谑、对真情的热望。

巴蜀文化之性，流淌在生旦净丑的交响与地域风情的表达中。

《龙凤呈祥》集生、旦、净、丑及文唱武打于一体，本身就是对川剧艺术完整性的呈现。

刘备的儒雅持重、孙权的刚愎多疑、周瑜的嫉恨不甘，在净角与须生的塑造中各尽其妙；乔国老的诙谐、孙尚香的英武，让丑行与旦行的表演焕发出光彩。

这种行当的丰富性，对应着巴蜀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色——从不拒绝任何一种色彩，而是让它们在同一个舞台上争奇斗艳、和谐共生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剧中的地域特色并非刻意标榜的标签，而是自然渗透于每一个细节中——茶馆里的龙门阵语气，川西民居的审美意趣，都在不经意间勾勒出巴蜀大地的风土人情。

大幕落下，我恍然意识到，这出戏呈现的不仅是一个三国故事，更是一幅巴蜀社会的风俗长卷，是盆地中人们如何生活、如何相爱、如何在历史的风雨中自处自立的写照。

《龙凤呈祥》如同一扇雕花的木门，推开它，便走进了巴蜀传统文化的幽深庭院。那里有根，深扎于民间智慧的沃土中；那里有魂，跃动于高腔帮腔的声浪里；那里有灵，闪烁于人物重塑的光芒中；那里有性，流淌在行当交织的血脉里。

这四者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相互渗透、彼此成就，共同构成巴蜀文化既古老又年轻、既厚重又轻盈的气质。

如今，传统戏曲或许不再是大众娱乐的首选，但川剧《龙凤呈祥》承载的文化密钥，却永远不过时——它提醒我们，无论走得多远，那片被江水滋养的土地，那些由先辈创造的表达，始终是我们辨认自身、安放心灵的原乡。

作者简介

李月荷，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。